年12月12日，为了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对蒋介石发动兵谏，软禁了蒋介石，史称“西安事变”。很多人以为蒋介石一生中遭遇的最大危险是西安事变，性命差点不保，其实不然。年七七事变之后，从8月初到9月初，短短的一个多月之内，连续发生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间谍案件，其中连续两次暗杀，要不是蒋介石躲过一劫，很可能加速日军侵华，改变中国抗战的历史进程。
年的夏天，日本悍然发动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7月17日，蒋介石赴庐山召开谈话会，发表了振奋人心的《对于日本的一贯方针与立场》的讲话。这次庐山讲话，是蒋介石由对日妥协退让转而准备抗战的关键性讲话，受到了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在日本方面，自然更清楚中国“最高领袖”蒋介石庐山讲话将会使日本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局面。于是，日本军部制定了一个以铲除蒋介石为目标的计划。想造成中国群龙无首的局面，毕竟当时中国国内政治势力众多，抗战还是团结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名义之下，蒋介石只要一死，出现政治权力真空期，各方争权夺利，会极大减轻日本侵华的压力，大大加速日本侵华进度，以便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尽快实现。
年8月26日下午二时许，在京沪公路临近上海嘉定地段，两辆插有英国国旗的奥斯汀牌小轿车，遭到两架飞机的轮番追逐袭击。这两辆轿车内共坐着四个人。分别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英国驻华使馆经济顾问、英国驻华使馆武官和一名华人司机。
英国驻华使馆武官和使馆经济顾问坐在第一辆轿车内，由使馆武官自己驾驶，经济顾问坐在驾驶室旁。后面的一辆奥斯汀轿车由华人司机开车，后排坐着大使许阁森。由于路面此前被日机炸得坑坑洼洼，车速受到限制，开得不是很快，时快时慢地向上海方向驶去。突然，飞机马达的轰鸣声、机枪子弹的哒哒声、汽车发动机的吼声和刹车声交织在一起。在一阵弹雨中，许阁森腰部、背部中弹。不一会儿，身上的衬衫就被殷红的鲜血浸透。另一辆车子在飞机的追逐扫射中左右避让，一下子翻倒在路边的小水沟里，所幸车内的武官、经济顾问没有中弹，因此未受重伤，只是骨折。
当天傍晚时分，许阁森大使医院(医院)抢救。经检查，大使脊背受伤，肝部也中弹，再加上途中失血过多，生命垂危。
那么，这两架飞机是哪里来的？为何要袭击英国驻华大使呢？
由于目击者众多，袭击的幸存者也指证那是两架涂装有日军标志的日本飞机。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日本一开始居然否认那是日本飞机，尽然诡称英国大使是被中国军队所袭击而负伤生命垂危。后来在中国方面的有力驳斥之下，日本军方又煞有介事地指责中国空军从日本购去两架飞机，漆成日机颜色和标志，在黄浦江上向日舰投弹，妄图又搞皇姑屯事件、卢沟桥事变那种士兵失踪之类的欲加之辞。这种无耻谎言，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国政府和军方的严词痛斥……。最后，日本干脆诡称汽车上旗帜太小无法辨认，以致于误以为中方军事将领乘坐之车。事实上英国使馆的两部车不但车头都插有英国国旗，车顶上也各自覆盖了一面大的英国国旗，何以无法辨认?所以，日军的责任是无法推卸的。
最后在英国持续不断地外交照会下，9月21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才勉强向英驻日本大使递交正式复文，承认日机因误认英使汽车为交战方中方军官所乘，才实施攻击，向英政府表示道歉，并强调已颁发训令，告诫在华日军对于非战斗人员应加以最慎重的保护等等。
但是，日本人能说到做到吗？答案是否定的！年12月，日本围攻南京期间，日军飞机炸沉了载有美国外交人员的海军炮舰“巴纳号”以及美孚石油公司的三艘船只，造成三人死亡，十余人受伤，即“巴纳号”事件，被称为预演的珍珠港事件，就在同一天，英国“瓢虫号”炮舰也遭到日军炮击，造成一名英国水兵丧生。英美政府当时对日本的软弱也一再刷新世人的认知，不敢与日本直接冲突，经过交涉，接受日本“道歉”和“赔款”而已。由此也可见列强之间的外交也是以实力强弱为依据的，其欺弱怕硬竟然到如此地步！当时在英国主政的，是以“绥靖”政策著称的张伯伦政府。此后，英国在日本多次挑起事端时也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至于美国，当时的华尔街资本完全是偏向于日本的，直到年珍珠港事件爆发。英美的对日态度令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既感到惊讶，又十分气愤！
所以，日本政府对英国大使遇袭的上述复文其实完全是托词，其实隐藏了一个极为重大的机密。这一点，不用说英国政府不清楚，即使是国民政府当时也还蒙在鼓里。
蒋介石和他的国民政府是如此的后知后觉，直到联系到大使遇袭事件前后另外两件大事的发生，才引起了蒋介石的足够警惕，此前，英国驻华大使遇袭事件的真相逐渐才浮出水面。
“8·26”事件发生不久，又发生了一起日本间谍潜入国民政府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试图谋刺蒋介石的重大案件。
年9月初的一天，淞沪会战正在十分紧张地进行中，蒋介石突然指示将在下周星期一在中央军校举行“扩大总理纪念周”活动，不仅中央军校的全体师生要参加，而且陆军大学的全体师生，以及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各部党、政、军长官都要参加。蒋介石让侍从室通知，届时他将亲自到会作重要讲话。
蒋介石预备讲话的当天，正当与会人员列队整齐等待蒋介石莅临讲话时，忽然，会场西侧的马路上警笛声此起彼伏，还夹杂着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声。
不久后，现场负责安保的总值日官惠济向大家宣布，发现有两名可疑人员混入军校，来路不明，正在全力进行搜查。事后，军警经过调查，发现那两名嫌疑人员是日本间谍，他们潜入军校参加“扩大总理纪念周”活动，目的是企图刺杀蒋介石，潜入军校后，很快被军警察觉，在搜查时仓皇坐车从北门逃走。
然而，这两个日本特务又是如何事先获知蒋介石将参加“扩大总理纪念周”活动的呢?又是如何得以混入戒备森严的中央军校的呢？
第三件事，则发生在英国驻华大使遇袭、中央军校日本特务企图刺杀蒋介石之前，也让蒋介石寝食不安。
年8月初，国民政府鉴于华北战事吃紧，决定实施“以快制快”的军事战略，趁日军主力集中在华北之时，在8月中旬率先歼灭日本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与海军舰艇，将战争引向东南淞沪一带。会上决定：在发动淞沪战役之前，采取闪电式行动，在一个晚上，对吴淞口至江阴一段江面执行布雷，封锁住长江下游，以迫使停泊在下关和长江上游的日本军舰缴械投降。一面防止日军从上海沿江西这一线进攻南京，另一方面拦截与猎获当时正行驶或停泊在长江沿线南京、九江、武汉、宜昌、重庆各港口的日方军舰与商船，获得战略成果，达到先声夺人之效。
这是“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在军事上采取的一项重大部署，是当时顶级的国防军事机密。事情本来是非常机密的，只有参与会议的军政要员和机要人员知道。然而，就在散会后的当天夜里，准备进行布雷行动的前几小时，日本方面突然将所有的军舰强行驶出吴淞口，开至海岸要塞大炮射程不及的海域。连日本商船也在短时间内飞速驶往长江下游，奋力冲出江阴要塞，甚至重庆、武汉、南京的日本侨民也仓皇随舰撤离，这些举动使蒋介石吃惊不小。
8月初至9月初，短短一个多月时间，连续发生三起严重事件，令蒋介石暴跳如雷，更引起了国民政府最高当局极大的恐惧与震怒。蒋介石把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的特务头子徐恩曾、戴笠，还有宪兵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等人召到中央军校内的校长官邸，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最后限他们一个月内破案，务必把窃取与出卖最高机密的间谍汉奸统统侦查出来，严加惩办，否则，军法从事！
最后，负责侦办的是谷正伦麾下的国民歌府南京警备司令部第二特警队的“外事组”，这是一个专门的反间谍机构，中统、军统予以协助。“外事组”接受任务后，迅速展开了侦破活动。“外事组”反日本间谍组织共有30多名反间谍特工人员，负责人由第二特警队队长丁昌兼任。丁昌，后改名丁树中，30几岁，十分精明干练，通事沉着，反应敏捷，是宪兵司令谷正伦的得力干将。
南京地区日本间谍的大本营与指挥部是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因为日本驻华大使馆与其合署办公，故简称日本使领馆。总领事须磨弥吉郎早年毕业于日本的名牌大学——早稻田大学，是一个有名的中国通，也是一个挂着高级外交官头衔的日本老牌间谍。
经过对日本使顿馆的跟踪侦察，又对上述几件大案进行了细致周密的分析取证，特别是中央军校行刺案犯乘坐的那辆汽车的车号，以及从打入日本使馆内部的内线获得的蛛丝马迹，丁树中及其特工人员把怀疑点逐渐集中到了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身上。
一周后，案情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潜入使馆的一名特工人员在内线的配合下打开了须磨的保险箱，从中发现了许多机密材料，拍照后送到丁树中手中，冲洗后，丁树中大吃一惊，其中就有许多行政院会议的材料以及一些中国军队集结动向，而这些材料只有少数人才能接触到。报告送到谷正伦的桌上，谷正伦当即下令，收缩侦查范围，成立“侦察黄浚案专门小组”，对黄浚和日本使领馆的所有人员进行隐蔽严密的监视与侦查。
黄浚，年生于福州市。早年入早稻田大学，与须磨是同班同学。两人交情甚好，黄浚转任南京国民政府后，以其文才与手段，很快获得了蒋介石、汪精卫等党国首脑人物的赏识，不断得到提拔，最后进入行政院。黄浚其人个子不高，但沉稳、干练、做事认真，不该说的话绝不多说一句，跟随蒋介石多年，工作中几乎不出差错，深得蒋介石的宠信。身为机要秘书，地位显赫，非一般人能够可比。工作之余，蒋介石有时候还愿意同他谈心聊天一番。黄浚偶尔还会流露他无志于仕途的淡泊之心，“待天下清平之日，望委员长网开一面，让我回家专心整理古籍”，蒋介石淡然一笑，他就喜欢部下既忠诚又清心寡欲。
黄浚的儿子黄晟时年20余岁，刚从日本留学归国，就进外交部任职，时任外交部机要科员，负责保管重要机密档案。但是另一面，黄浚虽有才能，却无人格，其父子生活豪华奢侈，挥霍无度，而且关键的是黄浚父子俩对自己留学的日本帝国佩服得五体投地，是个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亲日分子。经过须磨的拉拢，黄浚成为汉奸与间谍后，不但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窃取大量高级军政机密提供给日本特务机关，而且还将自己的儿子黄晟拉下水。还不惜用重金收买了国民政府中一些失意的亲日高级军政人员，共同组成了间谍集团。
再回到最开始的英国大使遇袭的那件事，这又和蒋介石有什么关系呢？
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为鼓舞士气，蒋介石决定亲自前往前线视察战事。年8月25日晚，蒋介石召集冯玉祥、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姚琮来到其官邸，召开秘密会议，黄浚作会议记录。
等白崇禧等人一到齐，蒋介石就宣布：“为了鼓舞国军士气，我准备明天亲赴战场。”众人闻言为之一惊！回过神后，大家都极力劝阻。但蒋介石又以民族大义告知众人，大家也不好再坚持反对。
关键时刻，他的小舅子姚琮却站出来明确反对，日军凭借空中优势掌握了制空权，恐行车不安全，万万不可冒险。客观的说，蒋介石的决定的确非常冒险，从南京开小汽车到上海，起码得五六个小时，路上还有可能有日本关卡，弄不好，就是自投罗网。
但是蒋介石心意已决，不肯更改。最后，还是绰号“小诸葛”的新任三军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提议，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明天要坐轿车去上海，英国是中立国，大使的轿车上有明显的‘英国’标记，日本现在还不敢公开得罪英国，因此日军不会对英车开火。委员长可一同前往，结伴而行。这一建议被蒋介石采纳。
哪知道，第二天临行前，蒋介石因为一件急事缠身未能随车同往。许阁森反而遇袭身受重伤，蒋介石算是逃过一劫。
事实上，根据后来的审讯供述，日军飞机攻击英国大使的座车，完全不是如日本政府的复文所说的“误认英使汽车为某位中方军官所乘”，而是一场有明确目的的袭击，袭击的目标也不是英国大使，而是想当场击毙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蒋介石！
英国大使遇袭，清楚不过地表明，有人将会议内容确无误地提供给日方军事指挥机关。遗憾的是，国民党的与会军政要员没有一个想到这点，或者说蒋介石对军政大员和身边亲信足够信任，以致后面连续发生严重泄密事件。
而中央军校刺杀事件，经过紧张的追查，军警查清了那天在校门口登记的进出中央军校的各单位长官乘坐的小车车号与乘车人员，也发现那两名嫌疑人员乘坐逃走的轿车，也尽然和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有关。
最终查明：黄浚与潜伏在南京的日本特务秘密联系方法有二：其一，黄浚每天到玄武湖公园散步，把情报放进一个选定的树洞里，由日本特务取走；其二，每当遇到有紧急重大情况时，黄浚就将情报放到自己的礼帽中。到新街口附近一家外国人开的咖啡店中喝咖啡，每次都在固定的地方挂衣帽。这时，一定会有一个穿戴同样颜色与式样衣帽的日本特务也来到此店喝咖啡，在挂衣帽时不动声色地与黄浚交换，巧妙地取走了情报，中国的最高军政机密就这样不断的送往日本情报部门。
年11月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法机关，对以黄浚为首的日谍团伙按司法程序进行起诉与审判。在铁的事实面前，各罪犯不得不低头认罪。南京沦陷前夕，黄浚父子以卖国罪被判处极刑，立即执行，其他罪犯分别被判处无期或有期徒刑。
年5月，重伤不死的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向英国外交部强烈建议应该大力援助中国。英国政府开始采取有力措施援助中国，重开了滇缅公路，让大量抗日物资运送到中国，还给了中国巨额出口贷款。年9月，英国对日本建立所谓“东亚新秩序”进行了反驳。抗战的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好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