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未来编辑部新潮
在这里，我和其他人一样，只是一个见证者。我的生活已经成了这一事件的一部分。我住在这里，和所有的一切在一起。——S.A.Alexievich
新冠肺炎来袭
南大学子防疫观察（五十四）
南大新传“未来编辑部”出品
作者
敖天丫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18级本科生
地区
重庆
作者
葛佳怡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18级本科生
地区
江苏江阴
两位南大同学跟随他们的家人，一起“下沉”到社区，看到了社区管理者、志愿者、居民在这个过于漫长的冬季遭遇的那些琐碎日常。
这里是全社会防疫总动员的最后一站。
01
重点不是“说服”，是要“耐心细致”
重庆市綦江区城郊的安置房小区里，居民们习惯时常出来转转、与邻里聊天。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出门的居民虽然减少了些，也陆陆续续戴上了口罩，但遛个弯聊个天仍然是常事。疫情严峻后，防控工作也越来越严格。从2月4日起，一批穿红色背心的人“阻挡”了居民们继续遛弯的脚步。
我妈妈就是其中一个。作为机关单位支援社区的志愿者，她穿上红背心、挂上工作证，每天奔往所负责的安置房小区，反复试图说服居民们回家。这份志愿者的工作，是我妈在日常上班之外的额外任务。虽是称作“志愿者”，但这是疫情之下机关单位必须承担的任务。机关先从党员和积极分子开始选，最初选出的是一个7人小组，但很快1组变成2组、3组。
单位要“下沉”社区的志愿者达到22人，我妈说“几乎是我们单位除生病等特殊情况外的全体人员了”。
2月9号下午，我陪妈妈一起“下沉”对口社区，也当了一次“劝导员”。
相比在道路设卡、社区入户排查这样的“硬任务”，劝导员干的是没办法量化考核的“软”工作。妈妈给我讲“工作要领”：更多的要“通过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潜移默化地强化他们的意识。”
我很快就在小区里发现了劝导目标：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似乎是刚外出买完菜，在楼下把菜篮子一放，就跟旁边坐着的另一个大爷聊了起来。妈妈赶紧劝说老人买完菜就早点回去吧，别站这么近地聊天。老人用极不服的语气说“让我们回去，凭什么你们（指劝导人员）就可以到处走？”我嘴快，立马反驳：“如果你们不出门我们也不用出来了”。
这位老大爷一时愣住没有话说，而一旁的妈妈赶紧拍了拍我。事后，我妈说我这样的态度是不行的，太激烈了。我才意识到，妈妈说的劝导工作要领，原来重点不是”说服“，而是”耐心细致“。
居民区里各种想法的人都有。我妈说她遇到过对至今仍然对疫情缺乏了解的人，也遇到过说“我不像你们，我不怕死”的人。甚至还有居民指着一家武汉返乡隔离者的窗户说，“我为撒子要戴，你们把那个隔离的人弄起走撒，弄起走我都戴口罩！”。
妈妈只能反复地解释，说明疫情严峻、说明为啥要大家戴口罩、避免聚集。
妈妈说，“后来看到我们每天这么辛苦地守着，（居民们）也觉得不容易”。我反问道，“他们到底是理解了形势的严峻还是觉得你们‘不容易’才配合？”我妈回我的一句“就是因为形势的严峻我们才不容易啊”似乎没啥逻辑。但在这样的老小区里，以情动人比以理服人可能更管用些。
这个安置房小区的住户，大多都是土地被城市建设征用的村民，大家乡里乡亲的，就是住进楼房了也还保留着串门聊天的习惯。疫情之下，这就很容易形成聚集，劝导工作也不容易做。
这天下午，我在社区的小广场上看到居民们仍旧三三两两，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小广场边缘的长椅上坐着好几个大叔，口罩拉到下巴，翘着二郎腿，惬意地抽着烟。妈妈上前伸手挥了挥烟雾，提醒他们把口罩戴好，也别聚在一起抽烟。大叔们慢悠悠地挪了下位置，继续抽烟。看来是劝不回去，我妈只能尽量让他们分散着坐，到没有人的地方再抽。
我刚开始劝导时心里总是窝着火，觉得居民们“不太明事理”，既不理解也不支持防控工作，有时候甚至觉得简直没法沟通，更别说“劝导”了。但随后的一幕，又多少改变了我的想法。
一个五十多岁的老阿姨和我妈隔着一米的距离，“理论”上了。老阿姨抱怨：“电视看都看烦了”、“一天在家里除了看电视就是睡觉”、“窝在家里都发霉了凭什么不让我出来”。妈妈只能反复地解释再解释，无外乎还是疫情严重啊，在家呆着才安全啊等等。两人似乎各自陷入自说自话的境地，僵在那里了。
我忍不住想再多加几句“道理”，给我妈增加点“劝导”力。没想到，却听到老阿姨说：“我晓得你们都是关心我们。”她仍是不大服气，但还是答应再站一会儿就回去。我之前心里窝的那些火，像突然被这句话浇灭了。谁也不容易，谁都难。
这个安置房小区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居民们自己种菜。小区外有没开发的山地，都被居民们种上了蔬菜。劝导工作还包括劝退这些依旧出门种菜的居民，但这好像比劝他们不要聚众聊天更难。虽然社区拉网封闭了进出通道，但总有“隐秘出口”被居民们发掘出来。
社区管理人员知道有这些隐秘小路，但考虑到打理菜地对经济收入不高的居民来说，也算是生活必须，而且种菜毕竟不是聚集性活动，所以一开始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显然，有了这些口子，能进出的就不仅是种菜的人。
隐秘出口之一：两个房子之间的狭窄通道，只被简单地挡了起来，从这边就能看到通往菜地的上山路。隐秘出口之二：小区最边上的花坛，爬过去就能通向外面
2月9号下午三点半，我看到一家三口带着背篓通过花坛离开了，最前面的小妹妹蹦蹦跳跳，走得很快。
妈妈给我看过一段社区监控，一位居民在劝导人员的身后走着，装作慢悠悠散步的样子，待劝导人员一转弯离开，他就立刻从小路跑了出去。
我随我妈去劝导的时候，看到几位劝导员还有一位社区民警站在小区一角，略有点紧张地讨论着“隐蔽出口”的问题。因为小区里一位正在居家隔离的居民，刚刚偷偷从“隐蔽出口”离开了。民警给他的女儿打去电话，才把跑上山照顾菜地的他叫了回来——他女儿和确诊者曾有过短暂接触，他们全家居家隔离已经十多天。“实在闷不住了”。
2月10号，这些“隐蔽出口”被封死了。但是，2月22号上午，妈妈的同事在社区的另一个边角处又发现了新的“出口”。
02
73岁的外公，又志愿上岗了
外公今年73岁。我从没想到，经常蹬着老式自行车去下棋，在家就是写字拉二胡的他，竟还有“复工”的一天。外公是江阴市云亭镇云新一村居委会多年的老年志愿者，也是一位有40年党龄的老党员。疫情来袭，外公和他的棋友们，一起加入了社区防疫工作。
早上8点，他戴上志愿者的“红袖套”，骑车去居委会便民中心“上班”。
云亭镇虽小，但外来人口多，每日不间断地有人来中心登记信息。外公一开始承担的工作就是做信息登记，但老人们不会使用电脑，都靠手写，表格实在太小，外公在口罩上又戴着老花镜，不多时眼镜上便起了雾，很不方便。但他不愿拉低大家的工作效率，就一声不吭地闷头写。
大厅里体温枪量体温的滴滴声不绝于耳，报身份证号时一不仔细听，很容易写错。
“51xx……”“32xx……”
“1还是7？……”
来登记的人太多，虽然手边有一个茶渍斑斑的水杯，外公也顾不上喝水，一直坚持到晚上，他才悄悄说“头很胀，看不清东西”。
家里人都有些不理解，为什么外公有这么大的热情？
外公不好意思地说：“现在大家都在防疫，年纪比我大的老头子也去了，我也要去。”
乡镇的宣传力度很大，大喇叭循环播放防疫通知，还拉出醒目横幅。小区本来有三个出口，封闭了两个只剩下一个，这处出口原是个很窄的路口，仅容一车通过，没有保安室，也没有值班民警。
企业复工后，所有返岗人员出入小区都需要出具绿卡，居民购买生活用品也要出具红卡。小区上千号人，时时刻刻都有人拿着红卡或绿卡在这里进进出出。
居委会工作人员不足二十，实在无法支撑全天24小时的卡口、执勤和巡逻工作。于是，号召之下，居委会志愿者们就戴上袖章来帮忙，老年志愿者们也都很积极地参与进来，但是那些需要楼上楼下跑，记录体温、更换封条、带走垃圾、了解隔离人员的身体生活情况的工作，主要由年轻的志愿者们来干。
外公常感自己帮不上什么忙，有些懊恼，他觉得自己应该做得更多些。
（夜里的值班室，老年志愿者依旧在站岗）（外公在小区门口询问进出车辆情况）2月22日是周六，但志愿者没有周末。这天又轮到外公的班。
早上7：30他便到了便民中心，这次给外公的工作是执勤。外公赶紧走到执勤岗位，开始维持中心办事窗口的秩序。外公知书达理，平时连句重话都不曾与人说，在喧闹的大厅里，我看出他有些不知所措，有些急迫地与人讲道理。
外公听得懂普通话，但不大会讲，乡音很重：“请大噶扒好队，按号剋窗口（请大家排队，按号去窗口）……”与他一道的老年志愿者也不大会讲普通话，来登记的外来人员也大多听不懂他们的话，只当这些个戴着袖章的老头儿是来凑热闹的。偶尔也有人主动去问外公，外公就似觉得“我终于派上用场了”一般，赶紧殷勤地帮人家取表单，再护送到办事窗口。
外公平时在家11点不到就吃午饭，当志愿者，吃不吃饭完全听组织安排。我看外公有两天没吃盒饭，有些奇怪，外公悄悄对我说：“这两天有食堂吃，不用吃快餐了，也是领导看我工作久了给的便利。”这样一来，外公更卖力了，恨不得睡在便民中心。
家里人都很担心外公的身体。但外公自己似乎特别起劲，在外公的日记中，他写道：“工作人员从早上坐上工作位置以后到中午就别想起身，手持单位复工（卡）的员工一茬接着一茬。工作人员白天干了一天，晚上留下值班人员连夜继续干，瞌睡了，伏在办公桌上打个盹，天亮后还得接着干。眼睛里充满了血丝，身体疲乏，但精神饱满。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考验着每个战斗员。”
（外公日记里写下疫情之下的感想）原标题：《“红背心”与“红?套”：社区防疫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