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者，悍然发动了“芦沟桥事变”，企图采用闪电战术，以最短期间，灭亡中国。
当时我们的对策，本来也想“以快制快”，“制敌机先”。虽然敌人那样声势浩大迅猛，但我们处于“以逸待劳”的优势，完全有可能乘敌人大部队未到达以前，先歼灭他已在我国境内的武装力量。这样，日本驻沪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就成为我们首战要猎获的对象。
再者这时沿长江流域各港埠，还停留了不少日军舰艇，根据这种情况，国民党当局就决定在江阴沉船封江，以截留日军在长江上游的所有舰队。计划确定，这是极端秘密的。难怪连当时称为“最高的军事学府-陆大”都按兵不动，唯恐打草惊蛇。
“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了，情行并不如预期所料。当我驻京沪路改编为武装警察的八十八师开始配合空军对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进行猛烈进攻时，用重达公斤的炸弹都未把它炸垮。以后从捉获日本浪人和汉奸的侦讯中，得知很早日本即利用卖“味之素”、“大学眼药”的商人大搞军政情报。根据他们的情报，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按照要塞防御工事的要求构筑了强固的工事。这说明当时我国对日的军事情报尚远远落后于敌人。
当时日本在京沪一带及所有沿江各口岸的侨民都仓惶撤退，情况令人吃惊：从京沪撤退的日本侨民连很多贵重的东西都原封未动的存放着，原在武汉旧日租界的“大池洋行”撤退后，随即由八路军驻汉办事处进驻。办事处的负责人之一李克农同志发现，摆在桌上的茶饭未及下咽就匆匆撤走，用手摸茶杯和饭碗犹有余温。
究竟谁开匣笼，放走凶虎?后据侦察，这个消息，是被一个汉奸-汪精卫的秘书黄浚出卖给敌人了。俗话说“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古今中外的一切奇案，往往越是秘密，破绽越大。这事可疑的现象越来越多，终究很快破案了。众所周知，蒋介石在很多地方都有他的“官邸”。但他在南京时，十有八九是住在黄埔路中央军校内的“官邸”。蒋介石经常在军校的“总理记念周”上，对他属下文武官员，特别是“军校”和“中央政校”的学员们作“精神训话”。发生事件的那次纪念周是由军校学生总队总队长惠济担任总值星官，他早就把队列排得整整齐齐迎候蒋介石到来。但是蒋介石久久不到。接着就传出了发觉有两个日本特务混进军校的消息。校内外顿时紧急戒严，实行严密搜查。虽然毫无所获，但是从大营门登记进出各机关团体主官乘坐小轿车的簿子上发现，进入的车辆数与现存的车辆数多出一辆。因此初步断定日本特务是乘汽车闯入军校的。但他们因怕被搜出，就提前乘汽车逃离军校。而在场出席纪念周的高级军政官员与乘坐的小轿车，绝大部分都能对上号，可就是有一个高级文官的轿车不翼而飞了。这样包围圈缩小了，就不难查明那个乘车逃走的人是谁。
把上述情况进行核对后，发现这辆逃走的车系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的。而那天纪念周大会上，又未见黄浚其人。把前后接连发生的事情，合并研究，结果确定了黄浚有重大嫌疑。
在逮捕黄浚之前，国民党方面也曾经对黄浚作过多次的跟踪。发现黄浚在下班后，每次独自一人到玄武湖散步。黄爱吃纸包“巧克力糖”。他从不将包糖的纸随便扔在地上。在玄武湖滨一棵有较大的空洞的树，黄去时便把一包“糖纸”放进树洞内，不久就发现被两个化装的日本浪人取走。
又有几次发现黄浚常到南京新街口一个小咖啡店去喝咖啡。每次均在一定的挂衣帽处放衣帽，就与日本特务趁挂放衣帽之时交换衣帽。情报即存放在衣帽之内。我们派人跟踪取情报的日本浪人，见他们都走进中山东路逸仙桥南一家日本人开的“医院。去了。而那一“医院”便是日本特务机关所在之处。
黄浚被捕后，查明他是福州人。他和他的儿子(当时在外交部工作)都是亲日的。黄自供他挥霍无度，每月开支约需元，是他工资的好几倍，因此日本人给他钱，他也就甘心当了汉奸。在上海。南京两处都有他的“公馆”。
黄浚原是汪精卫当行政院长时才到行政院当机要秘书的。汪精卫下台后，蒋却不撤换他，直至酿成大错。